知行合一

慕尼黑的市中心叫玛丽安广场（Marienplatz），从这里乘坐城铁S2路往东坐24分钟，就到了达豪（Dachau）这个宁静的小城。然而，大多数来到达豪的旅游者却并不是为了享受这里的宁静与安逸，他们将探究的是一段残酷而血腥的历史：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选为德国总理，2月27日发生国会纵火案后，纳粹党诬陷德国共产党并趁机把他们赶出了议会，在随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希特勒取缔了所有非纳粹党派，建立了希特勒纳粹独裁政权。1933年3月22日，也就在战争狂人希特勒上台后的不久，在距离希特勒发迹地慕尼黑不远的达豪建立了德国第一座集中营，并且成为了日后建立的众多集中营的模板。1933年-1945年，在达豪集中营存在的12年中，根据这里的档案记录，共关押过20万名囚犯，其中41500人遇害。

从城铁站可以乘726路公共汽车前往达豪集中营。我的前面坐着几个美国人，用扁扁的美音在大声的聊天，我的后面坐着几个法国人，用像一直患着重感冒似的法语窃窃私语。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想好好看看这个发生了无数人间惨剧的小城现在究竟是何等模样。

车开了不到5分钟，进入了一片由铁丝网拦着的区域，这表明已经进入达豪集中营的外部了。沿着铁丝网又开了不到5分钟的样子，抵达了达豪集中营，车上一半的人都下了车。我先到Information预订了12点钟的德文讲解（3个欧元，对于学生没有优惠，不过事后证明这3个欧元是多么的值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又顺着游客中心门口的一条石子路前往集中营纪念馆观看一部关于集中营历史的电影短片。后来我得知，当年所有的“囚犯”就是从这条路进去集中营的。1945年春天，也就是在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前，纳粹匆忙的向达豪运送囚犯，以至于当时这里的囚犯数量远远超过了达豪集中营的容纳能力。穿过一扇铁门，上面刻着Arbeit macht frei（只有劳动，才能自由），出现在眼前的是囚犯每日早晚点名用的操场。我的脑海马上浮现出看过的二战影片中的场景，胸口顿时觉得紧紧的。

来这里参观的除了外国游客（美国人居多）以外就是很多德国学生，似乎是老师带领他们在这里上历史课。在纪念馆的展厅中，有好几批学生围成一圈听老师的讲解。在可容纳240人的电影放映厅里，几乎都被学生坐满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位置。德国小孩子们一开始还说说闹闹，电影开始后都乖乖的安静看了。影片中出现了希特勒演讲和人民欢呼的镜头，底下的学生开始嘲讽的笑。德国人当年那些狂热的行为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又可笑又愚蠢。电影形象的介绍了达豪集中营的历史以及囚犯的生活，很多画面比较血腥，我好几次都不敢睁眼看，影片结束后走出黑暗的放映室，看到外面的阳光，有种重获新生的感觉。这22分钟的压抑就让我喘不过气来，真的难以想象当年的囚犯在这里是如何日日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勉强度日。

12点准时抵达集合地点，讲解员是一位老先生名叫Konrad Geissler，后来聊天时我才知道他已经70多岁了，是这里的兼职讲解员。我问Geissler先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说是直升飞机飞行员。我一开始还以为我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后来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从事37年直升飞机驾驶的飞行员，而且还是上一任德国直升飞机协会主席，并且还曾获得过直升飞机飞行的世界冠军。真不可思议！由于对历史的兴趣，所以退休后在达豪集中营担任讲解员，不过他说他做的不是很多，因为怕讲多了使自己陷入一种套路和思维定势，而没有更多的思考。典型的德国人：严谨、认真、敬业、精力充沛。他说我是他接待的第一个中国人，所以一路很照顾我，还和我讨论了关于中国的问题，这位老先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Geisslei先生的介绍下，我对达豪集中营有了全面的了解。这里不仅是德国第一所集中营，而且还成为了其他集中营的榜样，经常接待来自各方的“考察”和“学习”。而希特勒的党卫军（SS）也把这里作为是锻炼队伍的营地，作为他们施行暴力的“学校”。最初希特勒想把这所集中营交予慕尼黑警察局管理，但是慕尼黑警察局觉得此事太为棘手，于是迟迟没有受命，后来他们招募了一些16、7岁的小年轻来承担这个任务。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曾任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后来让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担任了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工作。最初这里关押的是一些政治犯，他们一般被关押7周，然后就可以获得释放，可以说是对政治犯的一种“警告性惩罚措施”。随着后来法西斯主义的逐步扩散，这里关押了一切危害德国的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宗教界人士、作家、同性恋者、犹太人等等。希特勒有一个关于同性恋者的很可笑的论据，他说：同性恋是叛国行为的第一个阶段。这种论断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出的！

像众多反映二战的影片中表现的那样，达豪集中营里也存在着毒气室。这个毒气室可以容纳200人，相比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次可以将1000名囚犯置于死地的毒气室，并不算大。而在达豪也并未进行过大规模的毒气杀戮，因为达豪是第一所集中营，纳粹当时多少还是顾及一些舆论的。不过纪念馆在5年前偶然获得的资料中找到，这里曾经进行过2次毒气试验。毒气室的后面就是焚尸炉，据说当年纳粹专门挑选了关押在这里的牧师来担任焚尸的工作。由于战争物资短缺，到后来达豪集中营已经没有好的煤用于焚烧尸体，纳粹只好又在附近建了万人坑。穿越这些地方时，我每每都感到后背在一阵阵冒凉气，恐怖的场景让人不寒而栗。

在毒气室这边，纳粹还利用囚犯进行医学实验。实验分为三种，一是低温试验，二是低压试验，三是疟疾试验。Geisslei先生后来给我讲，进行疟疾试验研究的医生叫Klaus Schilling，他一直拥护纳粹党并且指出纳粹要想向东扩展版图，必须要解决好疟疾问题，他也把这一问题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中心。达豪集中营1945年被美军42彩虹师和45雷鸟师解放后，Schelling被纽伦堡战争法庭宣判为死刑，他还曾以自己的医学研究没有完成为由提出上诉，当然上诉被驳回，1946年Schilling被处以死刑。

最后我们参观了囚犯们的牢房。二战结束后，这里的牢房一开始被用于收容难民，后来就都拆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后来按原样重建的。（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年党卫军的宿舍有一部分现在仍然还被巴伐利亚警察局使用着。）囚犯们的床是三层，有点像硬座火车的卧铺，Geissler先生说，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参观时，觉得这次也还过的去，因为60、70年代德国的青年旅舍也不过如此。但是要知道在这里由于床位不足，一个床位往往同时要睡两个人，很多囚犯身上都有伤，为了防止总压着左半身或右半身，专门有一名囚犯按时喊大家起床翻身，每当翻身时间时总能发现有人不动，后来发现那人已经死去了，和他同床的人很高兴，因为他可以一个人睡一张床了。Geissler先生讲到，一些书籍和电影里讲的，集中营的囚犯很团结，那也不是真实的。集中营里囚犯们互相往来十分谨慎，往往口无遮拦的一句话被人听到高密后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还有一些特殊的囚犯，他们本身是囚犯，但是担当了纳粹走狗的角色，盛气凌人于他人之上，这些人在集中营解放后马上就被囚犯们杀死了，一个都没能逃出去。这里的囚犯夏天每天4点钟冬天5点钟起床，然后点名，不管什么天气，都要一动不动的在操场上站2个小时，不时的有人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旁边的人也不能去帮助他，否则又会招来纳粹的一顿毒打甚至杀戮。

我问Geissler先生这里是否关押过中国囚犯，他说他不知道，但是可以带我去纪念馆的档案室查一查。后来我们查到，这里曾关押过4名中国人，由于我与纪念馆签署了保密协议，不能公开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所以我只好就此打住，4人中3人得到释放或解放，1人在1945年集中营解放后死去。档案室的人说，这种情况当时发生的很多。

Geissler先生带领我们在集中营参观了2个小时，我以前对于集中营的了解仅限于诸如“美丽人生“等影片的了解，这次实地参观让我不仅感受到了纳粹暴行的残忍，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普通的德国人如何看待那段过去的历史。至少我的所见所闻中，德国人正视自己民族这段不光荣或者说是耻辱的历史，并且一直在寻找德国和德国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什么会集体的犯下法西斯罪行，并且把警示与教训也贯彻进了对下一代的教育当中去。对于这一切，我们的那个邻国，什么时候可以做到一点点呢？